近期，由国务院新闻办领导，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主管的国家级月刊《中国报道》杂志旗下的《中国东盟报道》2020年第8期 ，聚焦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，讲述了他们守护中华鲟繁衍的故事。

 

　　 

 

　　杂志截图

　　“中华鲟，送你回家！”

　　“以前有吃有喝，从今天起要自力更生了。”

　　“顺流入海，风雨无阻！”

 

　　▲ 本文图片为2020年中华鲟放流活动现场图片（资料图片）

　　在放流活动直播的屏幕上，上百万网友发出一条条祝福和叮咛，像送别朋友。4月22日上午，在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，随着透明水池的闸门拉开，10000尾大大小小的中华鲟顺着“滑梯”，离开它们熟悉的人工养殖环境，跃入长江之中。这是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（以下简称研究所）连续实施的第62次中华鲟放流。

　　“今年由于疫情，放流活动没邀请志愿者和沿江市民参加，通过网络对放流活动进行了直播。放流是对自然环境中的中华鲟物种资源进行补充。”研究所水生生态研究室主任姜伟博士说，他已经连续十年参与放流活动，从读博士期间就开始接触到长江鱼类的保护和监测，到研究所工作后专门负责中华鲟自然种群的监测研究。

　　中华鲟研究所几十年来持续科技攻关、研究保护长江珍稀鱼类，让它们在危机中迎来了“生机”，中华鲟就是他们保护的特有鱼种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中华鲟保护工作得到政府和相关机构重视，1984年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放流中华鲟，此后，每年放流活动都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与。

　　长江“大鱼”告急

　　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。从西部青海东到上海，流经11个省市，由崇明岛流入东海。长江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，其中鱼类430多种，170多种为长江特有。

 

　　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，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，距今已有1.4亿年历史，具有重要的科研、生态等价值。中华鲟是长江流域个体最大、寿命最长、生活史最复杂的鱼类之一。它出生在长江，鱼苗将顺流而下进入海洋摄食长大，十余年后，待达到性成熟再逆流而上返回长江排卵，完成种群世代延续。繁殖后的中华鲟也将再次返回海洋摄食生长，如此往复。

　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由于环境变化、过度捕捞、水质污染等不利因素影响，中华鲟自然种群规模持续衰退，1988年被中国政府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。

　　全球的27种鲟鱼中，有23种濒临灭绝，17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（IUCN）列为极度濒危，中华鲟、长江白鲟于200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“极危”。但这些年来，长江白鲟始终未在渔民和科学家们的苦苦搜寻中现身。而在2007年，被誉为“水中的大熊猫”的白鱀豚又被宣布功能性灭绝。

　　目前，长江生态系统中现存的旗舰物种除了中华鲟，还有长江鲟、长江江豚等。它们会重蹈功能性灭绝的覆辙吗？

 

　　“野生物种灭绝的原因很复杂，逝者已矣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现存濒危的物种。”姜伟说。

　　“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前辈们对中华鲟的保护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。”姜伟说，在开发长江上游四座世界级水电站的过程中，三峡集团就设立了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，持续开展种群建设、技术攻关和增殖放流等一系列保护工作。自1984年首次放流以来，研究所已累计向长江放流中华鲟超过503万尾，放流子二代中华鲟28000余尾。放流后，中华鲟在野外生活也比较艰难，要通过漫长洄游、海洋觅食、躲避误捕、防止螺旋桨误伤等重重考验，加之它发育成熟期长，放流的中华鲟逆流而上回葛洲坝产卵的数量还较少。更为特别的是，在几个月漫长的洄游过程中，中华鲟不进食，耐饥饿、耐劳累，需要强大的体能储备。“身体健康、种质优良、多样性高的个体有利于提高成活率，一般来说，小个体在自然情况下面临的选择压力也会更大一些，能够顺利成长为成熟个体的比例不高。”姜伟说。

　　中华鲟回家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，葛洲坝工程实现大江截流时，洄游来的中华鲟便在葛洲坝下聚集，形成新的产卵场。野生中华鲟正常产卵期为每年10月至11月。

 

　　▲ 野外采集的中华鲟鱼卵（中华鲟研究所供图）

　　2016年11月24日，对姜伟来说具有特殊意义。当天上午，他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搜寻中华鲟卵，在葛洲坝下游约400米处的江面上，挂在网上的一小团黑灰色颗粒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

　　“是中华鲟卵！终于找到了！”姜伟和同事们把监测到的部分鱼卵带回实验室进行孵化研究，随后的一周时间里，姜伟和他的同事们又陆续采集到中华鲟卵。“当时有专家担心，怕鱼卵是杂交鲟的后代，种质不纯正。但经过鉴定，认定其是货真价实的野生中华鲟卵。”姜伟说。这意味着，野生中华鲟种群仍然在顽强地生存。

　　“野生中华鲟卵通过人工繁殖孵化出子一代后，再通过人工诱导与调控，繁育出子二代中华鲟。子二代是野生中华鲟的“孙辈”，但不论野生中华鲟还是中华鲟子一代、中华鲟子二代，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”姜伟说，2009年，研究所成功繁育出世界上第一尾全人工繁殖的“子二代”中华鲟，此后多年连续成功，标志着中华鲟全人工繁殖体系基本成熟。

 

　　放流无疑是对自然环境中中华鲟的有效补充。放流前一个月，研究所会挑选健康、摄食良好的中华鲟幼鱼，采用天然水源的流水环境养殖，投喂天然饵料，以利于它们回归自然后能尽快适应长江的环境。期间还要对中华鲟进行种质鉴定、鱼病检疫、生物学体检测量等抽样检查，建立放流档案。姜伟介绍说，今年不仅中华鲟的放流数量最多，而且放流实现了“中青幼”的梯队组合，有的体长接近两米，有的还是小家伙，包括2009年到2019年的5个年份，其中还有出生于2009年的10尾雄性中华鲟。选择多个年龄梯队的中华鲟进行放流，可以对不同年龄组的野生中华鲟形成整体补充，放流雄性个体则可以调节自然条件下中华鲟性别比例失调问题。

　　放流后去哪儿了

 

　　鱼入水后无法用卫星定位，放流效果如何监测呢？

　　目前，中华鲟放流标记追踪技术主要有4种：PIT标记、声呐标记、T型标记以及DNA标记。通过声呐标记，可以实现对中华鲟在长江活动过程的记录。放流前，团队会在沿江装置多个声呐信号接收器，当中华鲟游经这些站点的时候，就可以通过接收站收集信息。目前，已经建设了覆盖长江中下游近1800公里的监测系统。这套系统是目前国内覆盖范围最广、最全面的放流中华鲟洄游监测系统。

　　如此大范围的监测工作自2014年开始逐步开展，从2019年的放流鱼标记追踪结果来看，有73.3%的放流个体通过河口，进入海洋。“洄游是比较长的过程，中华鲟会陆陆续续游到入海口，有时候也会到洞庭湖、鄱阳湖等支流转一转再出来，今年放流的监测正在进行。”姜伟说。

　　为长期科学监测放流的中华鲟，姜伟和科研团队会给放流的中华鲟打上追踪标记，以便追踪、监测。他介绍说，监测不仅需要分辨中华鲟是野生种群还是人工种群，更需要对放流的中华鲟进行追踪、监测，评估放流效果。

　　中华鲟生命周期长也是保护的难点之一。姜伟说，鱼苗至少经过十二年以上才能进入洄游繁殖期，它不可能像其他常见鱼类一样，快速恢复种群。中华鲟作为鱼类生物链上层的物种，水环境衰退、水生生物整体减少，使种群资源恢复面临更大困难。2011年开始，三峡工程连续9年开展生态调度试验，通过营造人工洪峰，为青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鳙鱼等长江四大家鱼的繁殖创造有利条件。

　　“长江四大家鱼较上世纪50年代减少了90%以上，通过生态调度及禁捕等措施，四大家鱼的数量恢复明显，特别是国家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以来，水生态状况逐年发生改变。”姜伟说，这是一场母亲河的保卫战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视察长江，提出“长江大保护”的要求，“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，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！” 自2020年1月1日起，长江流域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捕；2021年1月1日起，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水域，实行暂定10年的常年禁捕。

　　值得欣慰的是，沿江民众对中华鲟保护意识逐年提高。姜伟回忆道，之前到渔船、码头等地方安装声呐信号接收器时，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华鲟，也不理解保护这种鱼类的重要作用，甚至不支持安装监测设备。随着生态环保的意识逐渐加强，“如今，再去安装时，民众都会积极配合，而且还有群众发现受伤中华鲟主动联系我们救治。”

　　“保护长江生物多样依靠每一个人，从小事做起，比如不乱扔垃圾、不乱排污水、不滥捕……”姜伟说，长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，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是无法彻底消除的，沿江开发和近海活动都会对中华鲟带来影响。姜伟和科研人员在完成此次放流中华鲟的追踪监测后，今年也将首次探索性开展放流中华鲟的海洋生活史研究，以更好地评估中华鲟的野外生存状态。

来源：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网